電力外送過去存在的問題

原國家電監會報告指出，2009年底湖北缺電，江西組織的臨時送湖北交易，實際上是三峽送江西電量直接改送湖北，江西則在省內掛牌向火電企業采購電量。而事實是：該部分電量并未出省而是由江西自行消納，交易量與三峽送入電量進行了對沖。湖北作為三峽所在地，挨著大電廠卻用不上便宜電，反而出現了用電緊張的問題。

從直觀上與理論上，電力的使用要在經濟上實現總體效率最優，或者系統成本最小，應該立足于本地統一市場與首先平衡，在本地富余的情況下，以“網對網”的方式外送，從而彌合兩個區域的電價差異，促進整體經濟剩余的增加。而我國的這種長距離基荷外送電，成為一種完全不考慮本地平衡與需求動態的“大飛線”式外送，人為割裂成了本地市場與受電端兩個市場。這給送出地造成了效率上的無謂損失。而這種損失，從三峽等工程的經歷來看，主要由本地用電用戶承擔了。

那么，這種長距離外送的目標端就受益了嗎?有可能，但是有時不一定。因為輸電成本的客觀存在，長距離外送的落地電價甚至有時超過本地煤電標桿電價。

此外，如果考慮到供應穩定性風險，那么目標端還有可能變差。典型的比如水電，存在明顯的豐枯差別以及預計出力上的誤差。這種情況下，如果水電業主發不出承諾的電力出力，那么這一“自然波動”風險在目前的情況下就完全轉嫁給了用電方，造成其福利變差。

這種情況，頗有點類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與合作者在1984年文章中模擬的貿易在供應不確定性條件下導致雙輸的結果。形成這種雙輸的局面，系統缺乏經濟效率的平衡方式(體現為僵直外送，割裂統一市場)以及供應客觀上存在的不確定風險是兩個重要原因。

縮短雙方合同的周期

從操作層面來看，合同的周期過長(往往以年為單位)，剛性執行又是雙方均有所忌憚的不靈活，是造成這種無謂效率損失的重要原因。在各種因素急劇變化的情況下，用電方的主要方式是往往不簽訂合同，即使它的價格可能是更有優勢的。這也在某些情況下是可能的，是面臨不確定性情況的風險規避行為。這的確可以認為是存在“省間壁壘”，寧愿用貴的，也不用便宜的，因為便宜的并不足夠穩定可靠可持續。過去的一些爭議，往往聚焦在于“要不要擴大消納范圍”，簡化為一個二值問題，而很難達成協議;判斷是否存在“壁壘”的標準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而不是將“擴大消納范圍”的手段當做目標。

解決省間壁壘的方式是更加靈活的處理雙邊合同，而不是用行政指定等方式，“搞定”、“擺平”各相關方，進一步固化更長期的合同。需要的是基于雙方自愿的在某些情況下的”擴大消納范圍”，而不是一擴大就需要受電方全年全天候一個價格接受電力。對于用電方而言，需求低谷時期(比如夜間)的電力價值是很低的，為零，甚至是負的。

縮短的合同周期更有利于雙方合同的達成。但是這又涉及到整個體系調度運行方式的改變——是局部先平衡，還是跨省跨區計劃或者輸電先確定自由量裁式的計劃而作為邊界條件;系統的運行分辨率是否足夠體現本地的需求變化。

地方政府的戰略性行為

2005年電監會監管報告指出，“四川為水電大省，需要大量調峰電源，但是經濟激勵措施不夠，燃煤機組調峰缺乏積極性。2014年，實際運行中燃煤機組最低負荷均高于50%，不及行業一般水平，間接影響了水電消納”。

這無疑是四川省政府基于各主體影響考慮的戰略性行為。為了照顧本地的煤電，而不用更低成本(已建成的水電，投資成本已經沉沒，近乎零成本)的水電。當然，這一扭曲是本地的電力消費者來買單的。

目前，電力總體上過剩，因此，四川本地政府的另外一個戰略性行為，就是在大方向上拼命爭取電力外送，而不問其合理的方式問題。

而在江西方面，本地電源的市場份額無疑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但是，其戰略性行為的動力要小于送出省份，因為畢竟本省的用電用戶也是必須考慮的一方面，而不僅僅是發電電源。所謂江西“為了本地電廠不接受外來電”的動機猜測，應該是沒有抓住重點。外來電不便宜，不穩定，應該是其最主要的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