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廠網重新合并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2015年“9號文”啟動了以放開配售電業務為抓手的新一輪電改，抓住了當前我國電力體制問題的要害。售電側放開打破了電網的中間環節壟斷，使電力商品的供(發電)需(用電)方能直接見面，自主確定電量和電價，還原了電力商品屬性。而增量配電業務改革不但在配電網投資與運營領域引入競爭，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將徹底厘清配電網真實成本(輸配電價核算最困難的環節)，從而有助于準確核算整個電網的真實成本，成為輸配電價改革的有力抓手。雖然我國電改過程艱難，但卻有著清晰的路徑與歷史邏輯。

從以上英國、中國電改歷程的回顧，可以看出電力工業制度變遷過程中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這也能為電改研究者和決策者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破除對國外市場的迷信

市場化后的電力系統成為復雜的“工程—經濟”耦合系統，也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因素最復雜、資金和技術最密集的人造工業系統。作為一種行業經濟體制，電力市場的模式和交易機制與各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法律環境、文化背景、工業發展水平等密切相關，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完美模式”。國外電力市場實際運行已有30多年的歷史，但仍在不斷修改完善過程中，并不存在所謂“成熟的市場”。

近期美國能源部與各大區域電力市場運營商關于電力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等問題的激烈爭論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美國能源部認為，“市場扭曲”已使美國電力系統的可靠性(reliability)和彈性(resilience)受到威脅。

實際上，早在2015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Borenstein和J.Bushnell教授基于美國電力市場的實際數據所做的研究報告《20年重組后的美國電力工業》，就已分析指出了美國20年電改存在的問題。他們認為，美國電改的最大政治動機是“租金轉移”(可理解為利益重新分配)，而不是提高效率。雖然電改提高了發電環節的效率，但總體結果令人失望。實際上，改革后的電價變化更多是受外生因素的驅動(如發電技術的進步和天然氣價格的波動)，而不是電改的結果。作者甚至直截了當地指出，“通過改革大大提高效率和降低用電成本”的希望大部分屬于錯覺——雖然20多年來美國電力工業的變化是巨大的，但并沒有實現改革的初衷，許多州甚至對當初電力市場改革的決定非常后悔，但倒退回舊有體制也不可能了。

美國的電力市場改革歷程為我國當前的電改提供了非常好的參照;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區的電改經驗也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每一種市場模式的出現都有其外在條件和前因后果，因此無法照抄，也不能孤立地看待市場改革的某個斷面。

我國電改與國外起點不一樣，目標也有所區別，國外市場模式無法照搬照抄，應結合國情進行“路徑創新”。

“9號文”執行中應及時糾偏

諾斯指出：“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我國電改過程正是如此。電力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變遷過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使用“路徑依賴”理論分析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時強調兩點：第一，初始的體制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體制的刺激和慣性，因為沿著原有的體制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種體制形成以后，會形成某種在現存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壓力集團。他們力求鞏固現有制度，阻礙進一步的改革，他們也會力求使改革有利于鞏固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傾向為后續的改革劃定范圍。

改革能否成功，能不能實現電改的初衷，不僅取決于改革者的主觀愿望和最終目標，而且依賴于一開始時選擇的路徑。哪怕改革目標是清楚的，可是只要在初始的路徑選擇上有一些細微的差錯，在往后的發展中，它會按本身的邏輯，偏離原來的目標，演進到遠離原來設計的另一種體制去。所以我們應該以歷史的、動態的觀點考察電改全過程，并且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在做出任何一項改革決策時，都要慎之又慎，進行科學的分析論證，不僅要考慮將要采取的措施的直接后果，還要研究它的長遠影響。不要為了取得某些短期效果造成對下一步改革的障礙。

第二，要隨時密切觀察改革是否選取了錯誤的路徑，或者當前的體制已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目標。如果發現路徑偏離，要盡快采取措施加以糾正，把它拉回到正確軌道上來，以免出現積重難返的情形。

“9號文”明確指出了深化電改的重點和路徑，即：在進一步完善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開的基礎上，按照“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體制架構，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性環節電價，有序向社會資本開放配售電業務，有序放開公益性和調節性以外的發用電計劃;推進交易機構相對獨立，規范運行;繼續深化對區域電網建設和適合我國國情的輸配體制研究;進一步強化政府監管，進一步強化電力統籌規劃，進一步強化電力安全高效運行和可靠供應。

“9號文”所指出的改革路徑既繼承了以往特別是“5號文”發布以來的改革成果(如大用戶直接交易等市場建設成功經驗)，又提出了新階段的改革任務和務實的符合國情的改革措施。“9號文”精神本應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但改革過程中由于“經濟學理論”(實為教條)的誤導和對國外電力模式的迷信，時常有所偏離，并導致了一些本不應該出現的后果，應盡快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