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認為造成電力行業產能過剩的原因還有哪些?

周大地: 實踐檢驗真理，電改放開上游準入實際效果如何?我國在2015年下放火電審批權，當年批準火電項目從大約5000~6000萬千瓦一下子增加到16000萬千瓦左右，2015、2016、2017年社會每年新增裝機超過1.2億多千瓦。從實踐上來看，這種沒有管住準入的放權也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因為沒有人對整體的電力需求有所控制，還認為電力行業是以缺電為主要矛盾。結果2016年開始“取消一批、緩核一批、緩建一批”化解煤電過剩產能，到現在為止還收不了尾。

市場競爭條件下，由于價格變動、市場預測，理性投資人可能會防止冒險，這是理想狀態。但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單獨的投資人不明白整個市場形勢。中國特別是這樣，電力輸入省考慮，多建設電廠，頂多以后不接受外來電，還可以拉動本地GDP;電力輸出省考慮，電廠建設越多，可以爭取更多政策，有能力低價競爭，所以誰都不愿意放棄投資。如果陷入惡性競爭狀態，不管誰退出，誰的資本損失都非常大，其實都是中國人民的錢。

單純依靠市場來抑制上游投入，不但時效過于滯后，而且經濟代價也很高。我們不但多數煤電企業低利甚至大范圍虧損，而且電網的建設如果從資本收益看也很低。當然電網還承擔了許多社會公平性責任，也負擔了不少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系統成本。但當前電力價格的改革不是比搞所謂理想市場機制更有意義嗎?

再一個，去年我國經濟增速是6.9%，用電量增速是6.6%，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反彈到1了，我認為這也不正常。如果用電增速與經濟增速的比是1:1，甚至還多的狀態，就說明電力消費的單位經濟效益沒提高，我們在供應有富余的時候，更要考慮如何推動能源消費革命，甚至要更多地引進相應的信號機制吧。

記者:如何解決電力市場的新矛盾?

周大地: 我國化解煤炭過剩產能就是管住了準入，基本上淘汰了小煤窯，建設現代化大型煤礦。煤炭行業集中度提升促進自身更好地適應市場變化，煤價也從2015年低谷很快恢復到了煤礦現在挺滿意的狀態。

經過多年快速發展，電力市場不是可以無限擴大的，不像有些新興產業，如共享經濟的需求可以做大，有多大服務就有多少用戶，現在電力市場不是這樣了，我國2002年前后的電力工業形勢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要認真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回顧我們電力改革歷史，認真總結現在電力市場主要矛盾究竟在什么地方，市場主體是什么，市場主體的問題是什么?我們要針對矛盾來解決問題，而不能說不管什么矛盾，還是用20年以前形成的一個思路硬套，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改革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而不是搞所謂的某種概念模式改革，特別是這個模式不是你首創，那是從西方國家曾經試驗過的狀態下搬過來，他現在自己也搞不下去，也在琢磨很多新的矛盾怎么解決。

電力改革還要考慮更多的體制機制問題，如果過于強調利益的分散化和所謂的準入公平，推動的基本上是電力建設的分散化和碎片化，不但各個省都會追求更多的電力發展，甚至以后市縣都可能要求更多的電力分散權力，這些問題更需要提前研究，解決系統的優化，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理論問題。防止被動承認既成現實，造成系統的非優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