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聚焦:信息化改變中國
2014年3月,備受關注的兩會因改革新政而讓公眾充滿期待。與往年有所不同的是,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大棋如何落子,制度設計如何付諸實施,成為今年兩會的最大看點。 而在信息化領域,關注的焦點
2014年3月,備受關注的“兩會”因改革新政而讓公眾充滿期待。與往年有所不同的是,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大棋如何“落子”,制度設計如何付諸實施,成為今年“兩會”的最大看點。
而在信息化領域,關注的焦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大數據”、“信息安全”、“互聯網金融”三個關鍵詞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尤其是“大數據”首次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設立新興產業創業創新平臺,在大數據等方面趕超先進,引領未來產業發展。“大數據”旋即成為今年“兩會”的熱議詞匯。
在今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促進信息消費, 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加快發展第四代移動通信, 推進城市百兆光纖工程和寬帶鄉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聯網網速,在全國推行“三網融合”,鼓勵電子商務創新發展。維護網絡安全。這份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出現“維護網絡安全”這一表述,部分全國人大代表表示,這意味著網絡安全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此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也表明,“信息安全”將從國家層面進行統籌規劃。分析人士認為,2014年,相關法規有望得到完善,政策執行力度也有望增強。而隨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成立,今后各省市會相繼建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不僅涉及對相關職能部門的統籌協調,還可能會涉及相關體制改革。
而深受網民關注的“互聯網金融”也首次進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密切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簡短的內容已然表明,“互聯網金融”已經進入最高決策層的視野。央行副行長潘功勝第一時間表態,央行總的原則是鼓勵創新發展,規范和完善監管。業內人士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最大利好,正能量滿滿。
但“兩會”剛剛結束,騰訊與阿里爭搶的首張網絡信用卡,還沒來得及上線,就被央行暫停,同時暫停的還有二維碼支付。央行稱,已下發通知,要求暫停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支付業務和產品,因為相關支付產品安全性有待完善。不久后,四大行相繼下調支付寶快捷支付額度等一系列舉措的出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負面清單”理念也應運而生。央行將正式規范“互聯網金融”的風聲再起。2014年或許會成為“互聯網金融”的規范年。
中國正處在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加速轉型過程中,老齡化加速、工業面臨轉型、食品安全監管難、教育資源不均衡,這些難題不僅困擾著政府部門,也制約了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在信息技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天,信息化也許會成為破解發展難題的突破口,改變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創新加快轉型升級。
2014 信息化關鍵詞
2014年的“兩會”在李克強總理的報告聲中落下了帷幕,而圍繞“兩會”的話題還在持續發酵。今年的“兩會”對“大數據”、“信息安全”和“互聯網金融”都賦予了新的意義。“大數據”已經由企業級應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如果政府部門能夠對各類數據加以收集利用,不僅可以提升產業發展,還將在促進民生改善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信息安全”除了將影響IT市場競爭格局外,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所受到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互聯網金融”的風生水起使銀行不得不改變自己自上而下的產品服務研發模式,將以“客戶為中心”這句話從口號落到實處。
“大數據”引領未來產業
今年“兩會”,“大數據”第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在接下來的會議過程中,不少代表委員認為,由海量信息構成的“大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如果各個數據源頭能夠開放資源,對“大數據”善加利用,將成為提升產業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支撐。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表示,在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可以成為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的重要利器,要加大應用。“9•11”事件后,美國就開始重視“大數據反恐”,2013年美國反恐局長曾提到通過大數據成功挫敗了50多起恐怖事件。劉慶峰建議,各部門把相關大數據統一匯總,通過數據挖掘助力公共安全。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也在提案中表示,在食品安全監督方面,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大有可為。應將“大數據”發展列入國家戰略,搶占“大數據”浪潮的先機。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郭為更是指出,我國無論是網民數量、發展速度,還是網絡規模和應用方式,都已進入信息化大國和網絡大國的行列,但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對數據的重視和應用不足、信息化法律的缺失、數據安全不足等問題,成為制約大數據發展的障礙和威脅信息安全的隱患。
全國政協委員馬秀珍認為“大數據”或許是治理交通擁堵、霧霾天氣、看病難、食品安全等“城市病”的利器,也會為政府打開了解社情民意的更大窗口。應將“大數據”發展列入國家戰略,從而搶占“大數據”浪潮的先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數據”的實踐探索中,政府部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一方面,政府管理國家的過程中不斷收集到海量數據并存檔在案;而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不斷去統計、分析、預測國家的一些宏觀情況,輔助決策。公安、媒體、金融、衛生、教育、貿易等行業都在不斷積累數據,政府因為監管的需要又會對這些數據進行匯總。統計局,測繪局、氣象局等部門則是直接在做數據的收集、分析或者利用。
電影 《少數派報告》中曾這樣描繪過未來的一幕場景:人類利用可偵測人腦電波的“先知”尋找企圖犯罪的人,在他們犯罪實施之前進行逮捕。事實上,在打擊街面侵財類案件的工作中,上海公安也啟用了“預判”方式,但依靠的并非“先知”,而是海量信息組成的“大數據”系統。
統計顯示,今年1月至3月20日,上海扒竊拎包和盜竊“三車”等街面犯罪案件數量均有所下降,破案數同比增加:破獲扒竊拎包案件2440起,同比上升103.5%;抓獲犯罪嫌疑人1086人,同比上升17.4%。破獲盜竊“三車”案件1956起,同比上升129.8%。
政府掌握的海量數據如果能進行適度地開放,加載互聯網便捷的查詢能力和挖掘能力,將會釋放出巨大的價值。這些數據擁有巨大的社會、科研、民生和經濟價值。在2014年,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大數據”項目走出概念驗證階段,進入生產和實施階段。
“信息安全”成為國家戰略
2013年發生的“棱鏡門”事件引發了人們對“信息安全”的重視,伴隨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信息安全”很自然地成為今年“兩會”期間的一個重要議題。
“棱鏡門”的曝光讓“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的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由于國外企業在IT產業發展中具有先發優勢,所以在芯片以及操作系統層面,國外品牌依然占據著IT產業中的主導地位。
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認為,我國依賴外國技術裝備而構建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一直在承受著嚴峻的安全威脅。長期以來,我國國防、金融、電信、能源、政府、交通等領域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因其對系統技術裝備水平要求較高,同時采購人對于自主品牌的不信任、國家對于“信息安全”監管不到位等原因,使得當前我國政務信息化系統主機裝備近一半采用的是外國品牌產品,金融電信等領域99%的主機裝備為外國品牌所把持。
全國政協委員、浙江政協副主席張澤熙表示,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信息產品方面其實已經積累了比較好的基礎,國家完全可以做一些區分,涉及到安全方面的,一定要使用自己國內的產品。一般的可以采取公開招聘的方式來采購一些設備,但涉及到國家安全的一定要使用自己的裝備。
此外,“信息安全”立法問題也獲得了兩會代表的重視。孫丕恕作為連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自2008年以來,連年提出了《關于全面落實安全等級保護制度、提升我國信息安全保護水平的建議》、《關于深入開展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的建議》、《關于完善我國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議》、《關于實施自主云計算發展戰略、加快構建中國自主云的建議》、《關于提升我國信息化裝備水平、建自主可控“中國云”的建議》、《關于建立信息安全審查制度的議案》等建議,都直接或間接指向國家“信息安全”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孫丕恕又提交了《關于加強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能力》的議案,在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領域加強安全立法工作、實施產品與服務安全審查制度和國產化替代工程等提出建議。
個人“信息安全”也是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提交的《加快個人信息安全領域法制建設》提案,就如何改善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進言獻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代表建議,我國應加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規范信息申報、信息收集行為,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建立社會誠信體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呂忠梅代表也建議盡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以規范個人信息收集、保存和利用行為。
“互聯網金融”打破藩籬
2014年年初,關于“互聯網金融”的熱點話題不斷沖擊著人們的眼球。早在2013年8月 “互聯網金融”概念首次登陸中國互聯網大會時,銀行并沒有將略顯青澀、稚氣的“互聯網金融”放在眼里。2014年春節后,余額寶、娛樂寶、理財通、百發、京保貝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將銀行倒逼出一口涼氣。一時之間,批評者稱,余額寶類產品是附著在銀行身上的“吸血鬼”,甚至喊出“取締余額寶”的聲音。而支持者則認為,這種質疑是因為銀行固有的利益受到沖擊所致。
3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潘功勝和易綱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先后四次鼓勵“互聯網金融”,表示不會取締余額寶,但將對其加強監管。3月5日,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擴大金融機構利率自主定價權。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
“兩會”期間,一些委員表示應該支持“互聯網金融”這個新事物,以包容的心態來對待;但也有不少銀行界人士認為應該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主張對“互聯網金融”提出限制性門檻。其實,“兩會”中對“互聯網金融”的熱議以及提案,表示監管層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已較明確,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促進發展,作為“一池活水”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二是監管規范,對“互聯網金融”中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監管層將出臺政策予以規范,以期其更好地發揮正面作用。
于是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諸多創新業務接踵而至。但前一天剛宣布,隔天央行就緊急叫停。之所以叫停,是其觸及了央行的底線。虛擬信用卡也好,二維碼支付也罷,這些恰恰是日后金融監管格局大變的導火索,更深層次的變化是“互聯網金融”產品正在催化中國金融市場格局的革命式重構,不斷涌現的新業務模式,令金融監管出現巨大法律真空。
叫停風波過后,央行表態“鼓勵‘互聯網金融’發展創新的理念、方向、政策始終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并明確“互聯網金融”的“底線”思維:即創新必須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服從宏觀調控和金融穩定、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充分發揮行業自律作用等五大監管原則。具體底線是:P2P和眾籌融資要堅持平臺功能,不得變相搞資金池,不得以“互聯網金融”名義進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資、非法從事證券業務等非法金融活動。
“互聯網金融”或將顛覆掉的不是金融等某個具體行業,它正在顛覆的其實是一種壟斷的金融生產方式,傳統金融業靠壟斷攫取利潤的日子或許不會長遠了。
其實,對監管層而言,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本身非“你存我亡”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手心手背上都是肉。歷史上,金融制度的變遷從來都是利益主體相互沖突,最后達成妥協的過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也是如此。對于“互聯網金融”監管來說,也許不存在最優解或最理想的制度結構,唯有可能達到的是某種博弈均衡。
而在信息化領域,關注的焦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大數據”、“信息安全”、“互聯網金融”三個關鍵詞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尤其是“大數據”首次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設立新興產業創業創新平臺,在大數據等方面趕超先進,引領未來產業發展。“大數據”旋即成為今年“兩會”的熱議詞匯。
在今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促進信息消費, 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加快發展第四代移動通信, 推進城市百兆光纖工程和寬帶鄉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聯網網速,在全國推行“三網融合”,鼓勵電子商務創新發展。維護網絡安全。這份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出現“維護網絡安全”這一表述,部分全國人大代表表示,這意味著網絡安全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此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也表明,“信息安全”將從國家層面進行統籌規劃。分析人士認為,2014年,相關法規有望得到完善,政策執行力度也有望增強。而隨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成立,今后各省市會相繼建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不僅涉及對相關職能部門的統籌協調,還可能會涉及相關體制改革。
而深受網民關注的“互聯網金融”也首次進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密切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簡短的內容已然表明,“互聯網金融”已經進入最高決策層的視野。央行副行長潘功勝第一時間表態,央行總的原則是鼓勵創新發展,規范和完善監管。業內人士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最大利好,正能量滿滿。
但“兩會”剛剛結束,騰訊與阿里爭搶的首張網絡信用卡,還沒來得及上線,就被央行暫停,同時暫停的還有二維碼支付。央行稱,已下發通知,要求暫停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支付業務和產品,因為相關支付產品安全性有待完善。不久后,四大行相繼下調支付寶快捷支付額度等一系列舉措的出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負面清單”理念也應運而生。央行將正式規范“互聯網金融”的風聲再起。2014年或許會成為“互聯網金融”的規范年。
中國正處在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加速轉型過程中,老齡化加速、工業面臨轉型、食品安全監管難、教育資源不均衡,這些難題不僅困擾著政府部門,也制約了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在信息技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天,信息化也許會成為破解發展難題的突破口,改變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創新加快轉型升級。
2014 信息化關鍵詞
2014年的“兩會”在李克強總理的報告聲中落下了帷幕,而圍繞“兩會”的話題還在持續發酵。今年的“兩會”對“大數據”、“信息安全”和“互聯網金融”都賦予了新的意義。“大數據”已經由企業級應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如果政府部門能夠對各類數據加以收集利用,不僅可以提升產業發展,還將在促進民生改善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信息安全”除了將影響IT市場競爭格局外,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所受到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互聯網金融”的風生水起使銀行不得不改變自己自上而下的產品服務研發模式,將以“客戶為中心”這句話從口號落到實處。
“大數據”引領未來產業
今年“兩會”,“大數據”第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在接下來的會議過程中,不少代表委員認為,由海量信息構成的“大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如果各個數據源頭能夠開放資源,對“大數據”善加利用,將成為提升產業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支撐。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表示,在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可以成為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的重要利器,要加大應用。“9•11”事件后,美國就開始重視“大數據反恐”,2013年美國反恐局長曾提到通過大數據成功挫敗了50多起恐怖事件。劉慶峰建議,各部門把相關大數據統一匯總,通過數據挖掘助力公共安全。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也在提案中表示,在食品安全監督方面,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大有可為。應將“大數據”發展列入國家戰略,搶占“大數據”浪潮的先機。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郭為更是指出,我國無論是網民數量、發展速度,還是網絡規模和應用方式,都已進入信息化大國和網絡大國的行列,但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對數據的重視和應用不足、信息化法律的缺失、數據安全不足等問題,成為制約大數據發展的障礙和威脅信息安全的隱患。
全國政協委員馬秀珍認為“大數據”或許是治理交通擁堵、霧霾天氣、看病難、食品安全等“城市病”的利器,也會為政府打開了解社情民意的更大窗口。應將“大數據”發展列入國家戰略,從而搶占“大數據”浪潮的先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數據”的實踐探索中,政府部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一方面,政府管理國家的過程中不斷收集到海量數據并存檔在案;而另一方面,政府又需要不斷去統計、分析、預測國家的一些宏觀情況,輔助決策。公安、媒體、金融、衛生、教育、貿易等行業都在不斷積累數據,政府因為監管的需要又會對這些數據進行匯總。統計局,測繪局、氣象局等部門則是直接在做數據的收集、分析或者利用。
電影 《少數派報告》中曾這樣描繪過未來的一幕場景:人類利用可偵測人腦電波的“先知”尋找企圖犯罪的人,在他們犯罪實施之前進行逮捕。事實上,在打擊街面侵財類案件的工作中,上海公安也啟用了“預判”方式,但依靠的并非“先知”,而是海量信息組成的“大數據”系統。
統計顯示,今年1月至3月20日,上海扒竊拎包和盜竊“三車”等街面犯罪案件數量均有所下降,破案數同比增加:破獲扒竊拎包案件2440起,同比上升103.5%;抓獲犯罪嫌疑人1086人,同比上升17.4%。破獲盜竊“三車”案件1956起,同比上升129.8%。
政府掌握的海量數據如果能進行適度地開放,加載互聯網便捷的查詢能力和挖掘能力,將會釋放出巨大的價值。這些數據擁有巨大的社會、科研、民生和經濟價值。在2014年,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大數據”項目走出概念驗證階段,進入生產和實施階段。
“信息安全”成為國家戰略
2013年發生的“棱鏡門”事件引發了人們對“信息安全”的重視,伴隨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信息安全”很自然地成為今年“兩會”期間的一個重要議題。
“棱鏡門”的曝光讓“信息安全”自主可控的問題顯得越來越迫切。由于國外企業在IT產業發展中具有先發優勢,所以在芯片以及操作系統層面,國外品牌依然占據著IT產業中的主導地位。
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認為,我國依賴外國技術裝備而構建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一直在承受著嚴峻的安全威脅。長期以來,我國國防、金融、電信、能源、政府、交通等領域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因其對系統技術裝備水平要求較高,同時采購人對于自主品牌的不信任、國家對于“信息安全”監管不到位等原因,使得當前我國政務信息化系統主機裝備近一半采用的是外國品牌產品,金融電信等領域99%的主機裝備為外國品牌所把持。
全國政協委員、浙江政協副主席張澤熙表示,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信息產品方面其實已經積累了比較好的基礎,國家完全可以做一些區分,涉及到安全方面的,一定要使用自己國內的產品。一般的可以采取公開招聘的方式來采購一些設備,但涉及到國家安全的一定要使用自己的裝備。
此外,“信息安全”立法問題也獲得了兩會代表的重視。孫丕恕作為連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自2008年以來,連年提出了《關于全面落實安全等級保護制度、提升我國信息安全保護水平的建議》、《關于深入開展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的建議》、《關于完善我國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議》、《關于實施自主云計算發展戰略、加快構建中國自主云的建議》、《關于提升我國信息化裝備水平、建自主可控“中國云”的建議》、《關于建立信息安全審查制度的議案》等建議,都直接或間接指向國家“信息安全”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孫丕恕又提交了《關于加強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能力》的議案,在我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領域加強安全立法工作、實施產品與服務安全審查制度和國產化替代工程等提出建議。
個人“信息安全”也是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提交的《加快個人信息安全領域法制建設》提案,就如何改善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進言獻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代表建議,我國應加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規范信息申報、信息收集行為,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建立社會誠信體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呂忠梅代表也建議盡快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以規范個人信息收集、保存和利用行為。
“互聯網金融”打破藩籬
2014年年初,關于“互聯網金融”的熱點話題不斷沖擊著人們的眼球。早在2013年8月 “互聯網金融”概念首次登陸中國互聯網大會時,銀行并沒有將略顯青澀、稚氣的“互聯網金融”放在眼里。2014年春節后,余額寶、娛樂寶、理財通、百發、京保貝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將銀行倒逼出一口涼氣。一時之間,批評者稱,余額寶類產品是附著在銀行身上的“吸血鬼”,甚至喊出“取締余額寶”的聲音。而支持者則認為,這種質疑是因為銀行固有的利益受到沖擊所致。
3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潘功勝和易綱三位全國政協委員先后四次鼓勵“互聯網金融”,表示不會取締余額寶,但將對其加強監管。3月5日,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擴大金融機構利率自主定價權。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之樹。
“兩會”期間,一些委員表示應該支持“互聯網金融”這個新事物,以包容的心態來對待;但也有不少銀行界人士認為應該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主張對“互聯網金融”提出限制性門檻。其實,“兩會”中對“互聯網金融”的熱議以及提案,表示監管層對“互聯網金融”的態度已較明確,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促進發展,作為“一池活水”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互聯網金融”創新發展;二是監管規范,對“互聯網金融”中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監管層將出臺政策予以規范,以期其更好地發揮正面作用。
于是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諸多創新業務接踵而至。但前一天剛宣布,隔天央行就緊急叫停。之所以叫停,是其觸及了央行的底線。虛擬信用卡也好,二維碼支付也罷,這些恰恰是日后金融監管格局大變的導火索,更深層次的變化是“互聯網金融”產品正在催化中國金融市場格局的革命式重構,不斷涌現的新業務模式,令金融監管出現巨大法律真空。
叫停風波過后,央行表態“鼓勵‘互聯網金融’發展創新的理念、方向、政策始終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并明確“互聯網金融”的“底線”思維:即創新必須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服從宏觀調控和金融穩定、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充分發揮行業自律作用等五大監管原則。具體底線是:P2P和眾籌融資要堅持平臺功能,不得變相搞資金池,不得以“互聯網金融”名義進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資、非法從事證券業務等非法金融活動。
“互聯網金融”或將顛覆掉的不是金融等某個具體行業,它正在顛覆的其實是一種壟斷的金融生產方式,傳統金融業靠壟斷攫取利潤的日子或許不會長遠了。
其實,對監管層而言,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本身非“你存我亡”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手心手背上都是肉。歷史上,金融制度的變遷從來都是利益主體相互沖突,最后達成妥協的過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也是如此。對于“互聯網金融”監管來說,也許不存在最優解或最理想的制度結構,唯有可能達到的是某種博弈均衡。
責任編輯:葉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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