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大數據的關鍵詞——“智慧、合作、國產化”

　　（一）智慧城市建設帶動應用需求

　　近兩年，“智慧城市”的建設正在全國各地方火熱開展。《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明確提出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應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截止至2014年底，我國的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已達193個，而公開宣布建設智慧城市的城市超過400個。智慧城市的概念包含了智能安防、智能電網、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環保等多領域的應用，而這些都要依托于大數據，可以說大數據是“智慧”的源泉。在治安領域，大數據已用于信息的監控管理與實時分析、犯罪模式分析與犯罪趨勢預測，北京、臨沂等市已經開始實踐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研判分析，打擊犯罪。在交通領域，大數據可通過對公交地鐵刷卡、停車收費站、視頻攝像頭等信息的收集，分析預測出行交通規律，指導公交線路的設計、調整車輛派遣密度，進行車流指揮控制，及時做到梳理擁堵，合理緩解城市交通負擔。在醫療領域，部分省市正在實施病歷檔案的數字化，配合臨床醫療數據與病人體征數據的收集分析，可以用于遠程診療、醫療研發，甚至可以結合保險數據分析用于商業及公共政策制定等等。伴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火熱進行，政府大數據應用進入實質性的建設階段，有效拉動了大數據的市場需求，帶動了當地大數據產業的發展，大數據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價值已得到初顯。

　　（二）政企合作推動應用發展創新

　　政府擁有大量的政務及城市信息數據與巨大的數據應用需求，而企業則掌握著居民生活消費相關的數據與大數據采集、處理、分析的關鍵技術。兩者的合作可以形成優勢的互補，將雙方的資源盤活，各取所需，更加充分的挖掘數據中蘊含的價值，幫助政府實現業務水平的提升、帶動產業發展、推動模式創新。

　　利用企業的技術與數據資源，政府的決策與行動將更加科學高效，政府執政水平可有效提升。國家統計局就分兩批次先后與包括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搜房網在內的多家公司簽署大數據戰略合作協議，將政府力量與企業資源相結合，共同推進大數據在政府統計中的應用。此外，一些政府部門在進行報告撰寫、決策分析的過程中，也陸續使用第三方企業提供海量數據或分析結果。政企合作為政府降低了平臺搭建與數據收集的成本，同時提高了工作效率與決策的科學性。

　　除了應用項目上的共同參與，政府與企業還可在資金、人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展開合作，助力大數據產業發展。以貴州省為例，貴州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還聯合阿里巴巴集團、百度公司共同舉辦了2014中國“云上貴州”大數據商業模式大賽，共同吸引大數據優秀人才、企業、項目落地，為本地產業的長遠發展造勢并打造人才基礎。此外，政府還可與企業合資成立產業基金為本地大數據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與企業聯手完善有關電、網等設施建設，共同為大數據產業的發展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政企合作更能帶動商業模式的創新。2014年7月，北京市政府聯合百度公司及眾多智能設備商和服務商共同宣布推出了“北京健康云”項目，通過多種智能穿戴、家居設備，收集居民的體征信息，并依托大數據分析，提前發現健康隱患，為居民用戶提供個性化的健康咨詢服務，將健康的重心由“治療”轉向“預防”。2014年，貴州省旅游局分別與中國聯通貴州分公司及中國移動貴州分公司簽約，合力打造貴州的“智慧旅游云”， 建設全省統一的旅游數據資源交換體系，利用移動網絡推動貴州智慧旅游發展，為游客提供智慧旅游體驗。在政企合作的背景下，大數據有機會有條件深入傳統行業，在應用中探索，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引領產業發生變革。

　　（三）國產自有品牌迎來空前機遇

　　在數據信息安全受到高度重視的今天，安全性已經成為政府與企業信息系統采購與搭建的首要考量因素。政府信息安全關系到國家安全，因此政府用戶對數據產品的安全與可靠程度要求也更加嚴格。而棱鏡門事件曝光所涉及的一些國外企業的不良作為，暴露了國外品牌產品所蘊含的安全隱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大數據平臺與應用的采購與設計上，將更加青睞國產品牌，避免重要信息外泄，增強對數據與產品的自主可控性。此外，與標準化的IT信息化產品不同，大數據應用與解決方案的設計，強調針對不同主體，不同的應用場景的定制化設計。相比國外品牌，國內廠商在對本國國情與市場需求的把握上更具優勢，與政府部門及行業企業的對接上也更占“地利”，在大數據產品與應用的設計上，更能契合政府用戶的實際需求，在政府大數據的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將迎來空前的發展機遇。支持國產品牌，不僅符合政府的安全性需求，也符合國家關于優先采購本國產品的政府采購政策，將是我國未來政府IT采購與政府項目建設的必然趨勢，也將是我國政府大數據產品與應用的重要特點之一。

　　二、抓準重點，政府大數據方可走得更遠

　　（一）信息安全將是政府大數據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隨著大數據的深入發展與使用，各類數據信息的收集、流通與開放進一步加強。這些數據當中也包含了政府企業的機密以及個人的隱私，一旦泄露或者處理不當，將嚴重損害國家、企業以及個人的合法權益。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顯示了中央對保障網絡與信息安全以及推動國家信息化發展的高度重視，是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國家戰略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國家的高度重視與有關政策推動下，信息安全將成為未來幾年大數據發展的關鍵詞。這就要求IT企業加大對電子認證、加密解密、攻擊檢測與防御等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強產品系統應用安全。而政府則要抓緊推進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針對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使用范圍等關鍵問題加以規范，加強對數據中心及信息系統運維的監督管理，做好系統與項目的評估驗收工作，進一步完善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大數據的參與者必須將信息安全的保護落到實處，共同打造安全可靠的大數據發展環境，引領政府大數據走向安全。

　　（二）做好頂層設計，明確政府大數據應用需求與目標

　　加強大數據在執政以及民生服務中的應用已經成為各級政府的共識，但如何用好大數據仍是政府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政府的大數據應用涉及多個部門及多種不同的場景。應用的場景不同，對大數據的存儲、處理、分析的要求也就不同，對系統的實時性、可靠性、安全性的要求也千差萬別。同時，大數據其中蘊藏的信息內涵豐富，具有多個維度的信息價值，針對應用場景的不同，所運用的模型與分析方法也千差萬別，沒有清晰明確的應用方向，數據的梳理分析便無從下手，大數據的應用將成為紙上談兵。

　　未來，政府應當加強對大數據應用的頂層設計，明確政府部門對大數據系統及應用的需求是什么，想要從大數據中挖掘出哪些維度的信息，希望通過大數據解決什么樣的實際問題，避免盲目的堆積數據與盲目分析。只有明確了大數據應用的需求與目標，才能更好的指導大數據平臺的搭建、算法的設計以及應用模式的開發，做到政府大數據建設的有的放矢，避免事倍功半。

　　（三）加強企業參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是大勢所趨

　　政府大數據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信息惠民，但實現惠民的主體并不一定是政府本身。受困于其職能身份的限制，政府在數據應用的創新方面往往顯得不夠靈活。而企業不僅擁有著大數據的分析技術，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對于數據中蘊藏的價值有著更加敏銳的嗅覺，在數據的應用模式的創新方面有著靈活的應變能力與較強的探索精神。

　　政府運用大數據服務民生，未來將更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加強企業的參與程度。在保證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政府應有層次有選擇的加大數據對外開放，引導企業挖掘數據的潛在價值，探索商業與應用模式的創新，同時保障市場的良性競爭，實現優勝劣汰，推動大數據應用的健康發展，鍛造出真正能被市場所接收的、為政府與居民創造價值的、優質的大數據應用模式，實現政府大數據資源的高效、高質量利用。

　　我國的大數據還在初始發展階段，數據仍在進行積累沉淀，應用模式也有待探索。政府作為數據應用的重要主體，不僅應對數據的社會化應用抱有包容的心態，更應在大數據的投入布局上具備一定的超前意識，把握大數據的特點與內涵，與企業共同合作，積極探索大數據的實際應用，順應社會信息化、智慧化發展的需要，借力大數據，實現社會與經濟的升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