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低廉、穩定供給、清潔環保是人類社會對于能源的終極追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鄭新業將其稱為能源“不可能三角”。

在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表示，減排和能源價格低廉不可兼得的問題仍然存在，在既定目標和約束下要實現全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和公眾需要在經濟增長規模、企業和家庭的用能成本和治污減排之間權衡取舍。

鄭新業建議，在能源經濟體系的效率實現之后，政府為降低污染，可以放棄對高耗能產業在生產、運輸、消費和進出口等方面的支持，通過降低高耗能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來降低能源需求。

減排將抬高用能成本

中國對高耗能產品需求的空間縮小，高耗能產品產能將逐漸減少，而“高精尖”的制造業與服務業比重則會開始上升。隨著環境治理要求的提高，能源結構轉型，最終會促使產業結構的轉變。

這種轉變，體現在能源供給方面，則是國家將繼續提升非化石能源或者相對清潔的天然氣的比重，提升光伏、風電、水電和核電的比重需要額外的系統成本，提升天然氣比重不僅會提升用能成本，還需要應對能源數量沖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推進綠色電力證書(簡稱綠證)交易制度，落實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是減少環境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手段，已經在全球多個國家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在配額制度下，各地區可以通過購買綠證和自建裝機兩種方式增加非水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完成配額制目標。

但是，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帶來的成本增加無法避免。購買綠證仍然需要承擔綠色電力的高成本。

2018年2月22日至3月17日的綠證交易價格數據顯示，綠色電力的單位購買成本平均為每千瓦時0.192元，用電成本仍然高于消費火電的成本。

隨著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的實行，綠證的需求上升將吸引高價的光伏綠證進入市場，抬高部分企業和居民的用能成本。

如何減輕能源成本上升壓力？

“煤炭占我國能源供給結構中的主體地位短時間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煤炭的清潔化利用是環境污染治理的‘重頭戲’。”鄭新業說。

目前，我國脫硝設備的安裝率仍然比較低，為了減少燃煤機組對環境造成的污染，仍然需要加強對燃煤機組的改造升級，倒逼小機組退出市場。

然而，由于通過燃煤機組發電或制造化工原料等領域都處在產業鏈的上端，因此隨著上游產業成本提高，將原先對社會造成的負外部性內部化，環境治理的成本也會在價格中顯現，最終傳導到居民端。相似的情況在成品油市場中也有體現。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震介紹，2017年我國成品油全面由國四標準升級到國五標準，而北京則從京五標準升級到京六標準，油品技術標準提高可減少汽車尾氣污染。但北京居民需要承擔更高的成品油價格，以享受更清潔的成品油。

鄭新業表示，公眾和政府的權衡抉擇，將會確定能源“不可能三角”的格局變化，然而，權衡抉擇背后其實是巨大的利益調整，難度極大。因此，需要重大的配套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建議，推進能源領域配套財政政策改革，推動構建國際能源新秩序，以減輕能源成本上升的壓力，減輕政府的負擔并保障能源供應安全。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在《現代能源經濟體系、權衡抉擇與能源“不可能三角”》研究報告中給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比如，提升環境稅征收標準，由中央統籌使環境稅額符合最優稅收安排，盡可能減少環境稅導致的市場扭曲;將成品油消費稅徹底改為增值稅，并實施增值稅稅率差異化改革;將部分含碳商品的增值稅稅率調整至30%，同時將非含碳商品的增值稅稅率下調至9%，可以在基本保障稅收規模穩定的同時減少污染型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同時為環境友好型此外，為了達到含碳商品內部依照排放強度差異化征稅的目的，需要征收補充性碳稅。對于即將在全國推行的碳市場，應設計動態碳配額機制和碳配額拍賣機制，使減排壓力合理分配到邊際成本較低的企業。

“基于我國能源稟賦和能源生產能力的現實，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國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的趨勢仍將持續。因此，我們要保障我國海外穩定的能源供給，并能在穩定的價格區間進行消費。”鄭新業說。

鄭新業表示，作為國際能源市場中的主要買家之一，我國應與其他國家和機構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包括與日本、韓國等能源進口大國，與IEA等國際能源組織，與俄羅斯、澳大利亞等主要能源出口國建立合作關系，合理分配能源貿易帶來的生產者剩余。